第197章：外交不是过家家
众位教授校长们听的非常高兴，不时就自己熟悉的工业领域发表看法。说起高兴的事情来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一眨眼的功夫已经到了晚上，王树翰安排大家到餐厅吃饭，天气热，食物以清淡凉菜为主，菜虽然简单，就还是要喝的。张学良端起酒杯首先致辞道：“诸位先生，为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干杯！”
“干杯！”
“学良是军人，不懂教育的事情，只能为诸位先生提供后勤援助，推推车，这个高等教育怎么搞，还是得你们说了算。我是不管的，但是有几点拙见不吐不快。”
“汉卿兄请讲！”
“不敢，我姑妄言之，诸位姑妄听之！首先，我是觉得，大学生年轻热血，易冲动被人鼓动，而政治这个东西，波谲云诡极其复杂，即使是纵横政坛几十年的老政客都讲不清楚其中的利害得失是非对此，何况青年乎！我想发出一个倡议，政治归政治、教育归教育。我希望校园里能够远离政治纷争，同学们能够安安静静地上学。”众人听了都是沉默，自五四以来，学生们成为成为政治运动的排头兵，经常被各方势力鼓动上街游行示威，成为打击政敌的手段。教授们同情感动于学生们的爱国热诚，但也反对学生们无休无止的参与政治活动，但是也没有那个教授校长敢于阻止学生的行动，不然一顶卖国贼的大帽子砸下来谁也顶不住。
“汉卿兄，学生们搞政治运动荒废学业我们当然是反对的，但是基于爱国热诚组织游行示威对帝国主义表达愤慨施加压力总是好事啊！像去年你们东北与苏俄发生冲突，我们北平的师生组织数万人的大游行不就给你们巨大的支持吗？然后铁岭事件，日本人迫于全国人民巨大的压力不也撤退了吗？自北伐成功，国内反帝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洋人被迫退回了很多租界，这其中学生们也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北大教授傅斯年说道。
张学良摇摇头，暗叹一声，“国内政治负责，国际政治外交更是复杂，其间利益交换暗箱操作更是不足为外人道也。要我说，自民国以来，我们国家不论是政治、经济、军事全都一塌糊涂，只有外交算是办的及格，顾少川这些外交家们可谓功不可没，他们是外交的专业人士，我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事情就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去做。现在回顾过去十多年的民国外交，我觉得学生们的行动一半来说是好心办了坏事儿，另外一半实际上也对事情于事无补。”
“胡说八道！”傅斯年拍案而起，别看傅斯年圆圆脸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脾气却是相当的大。旁边胡适和李石曾连忙劝阻安慰。
“哦？傅教授对我的话很不认同？”这两年倒是第一次有人当众呵斥自己，张学良倒像是一夜间回到了当年大学辩论会，倒是没有生气。而且知道这位傅教授可是大名鼎鼎的傅大炮，傅斯年是山东人，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担任游行总指挥，之后赴英国德国留学，回国后相继担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918之前，他醉心于文学史学研究，918之后，痛感于民族危亡，他更多的参加政治，但是他绝不当官，只是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监督政府提出建议。他不侍权贵不媚上，大声疾呼炮轰贪官污吏，连续炮轰扳倒了孔祥熙、宋子文，连毛主席都被他当面呛过，小道消息，1919年当时还担任北大图书馆馆员的毛主席被当时在北大上学的傅斯年打了一巴掌。“那我就来说说傅教授的成名之战五四运动吧！当年你是游行总指挥，带领游行学生冲进曹汝霖府邸，高喊他是卖国贼，烧了他的府邸。现在过了十一年，再回过头来看，曹汝霖是卖国贼吗？当年的政府是卖国政府吗？你们当年的行动于国何益？”张学良想起这段历史也是唏嘘不已，后来抗日政治爆发，当年被喊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顽固的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利诱不做汉奸，反而是当年学生运动冲在最前面火烧赵家楼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自甘堕落做了汉奸。
众人又是一阵沉默，事过境迁，大家谁还不知道，弱国无外交，国家被人欺负怎么能全怪在办外交的人身上。
“顾少川告诉我，当年欧战爆发，日本人强占山东并且提出二十一条，妄图亡我中华。当时的外交部就开始研究对策，为欧战的结束后和会的召开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力图通过参战成为战胜国而收回山东的权益。欧美国家为了压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也是支持中国的主张的，尤其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已经同意归还山东，只保留一些经济利益。当然日本为了面子上好看坚持口头承诺但不对外公布，英法美三国领袖作保。可以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是胜利的。可是你们在国内只是听到南方广东国民党宣传的一鳞半爪，不相信当时的政府，一意作抗争，搞五四运动搞示威游行进而搞全国范围的罢课罢市罢工，给北洋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政府只好指令代表团拒签，中国拒签巴黎协议，中国自外于国际社会，给中国的外交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这这，这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1922年日本不久将山东归还我国了吗，不就是后来华盛顿会议依照巴黎和会上日本的保证做出的决定吗！而且诸位可以去查证我国及欧美各国的的外交档案，并可访问陆征祥等相关人等以作科学之求证。诸位，过去二十年之北洋政府，贪腐或许有之，官僚或许有之，黩武或许有之，但是卖国却绝对没有。”
“诸位先生需要明白，外交不是小儿过家家，不是非友即敌这么简单。外交的真谛是维护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好勇斗狠。对外强硬多容易啊，而且还能得到国内民众的拥护，可是作为一个弱国，我们有强硬的资本吗？我们只能利用列强之矛盾，以利益之交换，获取中国最大之利益，或者说让中国少受损失而已。当年，学生们游行示威要求内惩国贼外争主权，全国罢课罢市，但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除了让当时的政府难受之外，对日本又有何影响，日本会因为你们的抗议就放弃山东了？”
“从晚清时起，就有这么一些人，于国家大事于战和大计空放大言，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如甲午战争时的清流完全不顾当时中日军事实力之对比，只是空言喊打喊杀。五四时期之广东，内斗借外交之名全不顾国家之利益得失。北伐成功以来，南京中央外交部为了争取民心丝毫不顾忌国际外交准则，动辄以武力推行革命外交，我看迟早要闹出大事！”随着两年的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当下来，张学良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越来越深入。
一战结束后，美国为遏制日本在远东的不断扩张，在1921年主持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并在1922年签署《九国公约》。建立在远东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确保列强包括日本在中国已获得利益的前提下，遏制日本在中国的继续扩张，保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也就是说，华盛顿体系是对各国在华利益进行了冻结，虽然说是保护了列强已经抢夺的利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保护了中国不遭受日本的进一步侵略。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看不到这一点，为了获得更多的舆论和民心支持，国民政府推行革命外交，在不顾及过去不平等的条约、协定与惯例的前提下，运用大胆而强烈的手段，在革命精神与群众运动的强大支持下，胁迫或半胁迫对手重新订约，以达到外交谈判的目的--撤除外国在华优越地位。革命外交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北伐过程中，国民政府收回了海关附加税权力，收回了九江和汉口的英租界。在北伐成功后，又迫使列强接受对关税主权的谈判。但是这些成果主要是因为英美等国觉得一些次要无甚大利的利益，妥协一下还给中国也无大碍，因此九江、汉口的租借英国也就顺势归还了事。而关税主权的谈判能够开启，也因英、美等列强已经准备给予中国关税主权。但是当国民政府想将革命外交进一步用到苏联、日本头上的时候，就出了大事了。前者引发了中东路事件，苏军大举侵入东北。而后者直接造成了918事变。尤其要注意到这两次事件过程中，中国在国际上是空前的孤立，列强几乎都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不得不说，国民党“革命外交”的目标是爱国的，正义的。但落实到现实上，因为当时中国国力的孱弱，虽有出发点爱国正义的想法，但一旦付诸行动，则引来了极大的麻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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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杯！”
“学良是军人，不懂教育的事情，只能为诸位先生提供后勤援助，推推车，这个高等教育怎么搞，还是得你们说了算。我是不管的，但是有几点拙见不吐不快。”
“汉卿兄请讲！”
“不敢，我姑妄言之，诸位姑妄听之！首先，我是觉得，大学生年轻热血，易冲动被人鼓动，而政治这个东西，波谲云诡极其复杂，即使是纵横政坛几十年的老政客都讲不清楚其中的利害得失是非对此，何况青年乎！我想发出一个倡议，政治归政治、教育归教育。我希望校园里能够远离政治纷争，同学们能够安安静静地上学。”众人听了都是沉默，自五四以来，学生们成为成为政治运动的排头兵，经常被各方势力鼓动上街游行示威，成为打击政敌的手段。教授们同情感动于学生们的爱国热诚，但也反对学生们无休无止的参与政治活动，但是也没有那个教授校长敢于阻止学生的行动，不然一顶卖国贼的大帽子砸下来谁也顶不住。
“汉卿兄，学生们搞政治运动荒废学业我们当然是反对的，但是基于爱国热诚组织游行示威对帝国主义表达愤慨施加压力总是好事啊！像去年你们东北与苏俄发生冲突，我们北平的师生组织数万人的大游行不就给你们巨大的支持吗？然后铁岭事件，日本人迫于全国人民巨大的压力不也撤退了吗？自北伐成功，国内反帝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洋人被迫退回了很多租界，这其中学生们也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北大教授傅斯年说道。
张学良摇摇头，暗叹一声，“国内政治负责，国际政治外交更是复杂，其间利益交换暗箱操作更是不足为外人道也。要我说，自民国以来，我们国家不论是政治、经济、军事全都一塌糊涂，只有外交算是办的及格，顾少川这些外交家们可谓功不可没，他们是外交的专业人士，我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事情就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去做。现在回顾过去十多年的民国外交，我觉得学生们的行动一半来说是好心办了坏事儿，另外一半实际上也对事情于事无补。”
“胡说八道！”傅斯年拍案而起，别看傅斯年圆圆脸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脾气却是相当的大。旁边胡适和李石曾连忙劝阻安慰。
“哦？傅教授对我的话很不认同？”这两年倒是第一次有人当众呵斥自己，张学良倒像是一夜间回到了当年大学辩论会，倒是没有生气。而且知道这位傅教授可是大名鼎鼎的傅大炮，傅斯年是山东人，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担任游行总指挥，之后赴英国德国留学，回国后相继担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918之前，他醉心于文学史学研究，918之后，痛感于民族危亡，他更多的参加政治，但是他绝不当官，只是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监督政府提出建议。他不侍权贵不媚上，大声疾呼炮轰贪官污吏，连续炮轰扳倒了孔祥熙、宋子文，连毛主席都被他当面呛过，小道消息，1919年当时还担任北大图书馆馆员的毛主席被当时在北大上学的傅斯年打了一巴掌。“那我就来说说傅教授的成名之战五四运动吧！当年你是游行总指挥，带领游行学生冲进曹汝霖府邸，高喊他是卖国贼，烧了他的府邸。现在过了十一年，再回过头来看，曹汝霖是卖国贼吗？当年的政府是卖国政府吗？你们当年的行动于国何益？”张学良想起这段历史也是唏嘘不已，后来抗日政治爆发，当年被喊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顽固的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利诱不做汉奸，反而是当年学生运动冲在最前面火烧赵家楼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自甘堕落做了汉奸。
众人又是一阵沉默，事过境迁，大家谁还不知道，弱国无外交，国家被人欺负怎么能全怪在办外交的人身上。
“顾少川告诉我，当年欧战爆发，日本人强占山东并且提出二十一条，妄图亡我中华。当时的外交部就开始研究对策，为欧战的结束后和会的召开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力图通过参战成为战胜国而收回山东的权益。欧美国家为了压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也是支持中国的主张的，尤其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已经同意归还山东，只保留一些经济利益。当然日本为了面子上好看坚持口头承诺但不对外公布，英法美三国领袖作保。可以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是胜利的。可是你们在国内只是听到南方广东国民党宣传的一鳞半爪，不相信当时的政府，一意作抗争，搞五四运动搞示威游行进而搞全国范围的罢课罢市罢工，给北洋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政府只好指令代表团拒签，中国拒签巴黎协议，中国自外于国际社会，给中国的外交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这这，这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1922年日本不久将山东归还我国了吗，不就是后来华盛顿会议依照巴黎和会上日本的保证做出的决定吗！而且诸位可以去查证我国及欧美各国的的外交档案，并可访问陆征祥等相关人等以作科学之求证。诸位，过去二十年之北洋政府，贪腐或许有之，官僚或许有之，黩武或许有之，但是卖国却绝对没有。”
“诸位先生需要明白，外交不是小儿过家家，不是非友即敌这么简单。外交的真谛是维护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好勇斗狠。对外强硬多容易啊，而且还能得到国内民众的拥护，可是作为一个弱国，我们有强硬的资本吗？我们只能利用列强之矛盾，以利益之交换，获取中国最大之利益，或者说让中国少受损失而已。当年，学生们游行示威要求内惩国贼外争主权，全国罢课罢市，但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除了让当时的政府难受之外，对日本又有何影响，日本会因为你们的抗议就放弃山东了？”
“从晚清时起，就有这么一些人，于国家大事于战和大计空放大言，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如甲午战争时的清流完全不顾当时中日军事实力之对比，只是空言喊打喊杀。五四时期之广东，内斗借外交之名全不顾国家之利益得失。北伐成功以来，南京中央外交部为了争取民心丝毫不顾忌国际外交准则，动辄以武力推行革命外交，我看迟早要闹出大事！”随着两年的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当下来，张学良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越来越深入。
一战结束后，美国为遏制日本在远东的不断扩张，在1921年主持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并在1922年签署《九国公约》。建立在远东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确保列强包括日本在中国已获得利益的前提下，遏制日本在中国的继续扩张，保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也就是说，华盛顿体系是对各国在华利益进行了冻结，虽然说是保护了列强已经抢夺的利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保护了中国不遭受日本的进一步侵略。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看不到这一点，为了获得更多的舆论和民心支持，国民政府推行革命外交，在不顾及过去不平等的条约、协定与惯例的前提下，运用大胆而强烈的手段，在革命精神与群众运动的强大支持下，胁迫或半胁迫对手重新订约，以达到外交谈判的目的--撤除外国在华优越地位。革命外交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北伐过程中，国民政府收回了海关附加税权力，收回了九江和汉口的英租界。在北伐成功后，又迫使列强接受对关税主权的谈判。但是这些成果主要是因为英美等国觉得一些次要无甚大利的利益，妥协一下还给中国也无大碍，因此九江、汉口的租借英国也就顺势归还了事。而关税主权的谈判能够开启，也因英、美等列强已经准备给予中国关税主权。但是当国民政府想将革命外交进一步用到苏联、日本头上的时候，就出了大事了。前者引发了中东路事件，苏军大举侵入东北。而后者直接造成了918事变。尤其要注意到这两次事件过程中，中国在国际上是空前的孤立，列强几乎都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不得不说，国民党“革命外交”的目标是爱国的，正义的。但落实到现实上，因为当时中国国力的孱弱，虽有出发点爱国正义的想法，但一旦付诸行动，则引来了极大的麻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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