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贵州省长周西成
昨天好好休息了一天，在来到办公室面对厚厚的一摞文件，张学良感觉还是神清气爽，看来神经也不能绷得太紧，隔一段时间还是要好好休息休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王树翰一贯的准时出现在办公室，“总司令今天的精神非常好啊！看来休息的不错。”张学良笑笑没有接话，王树翰也不以为意，跟总司令相处的多了，也知道这些寒暄他并不喜欢也并不擅长，所以直接打开了记事本开始汇报。
“财政刘总长报告，今年的秋赋征收十分顺利，较往年有数倍以上的增长，全有赖于总司令起模范带头作用，缴纳了六百万亩的地税，辅帅、杨师长、冯庸校长纷纷跟随，从目前来看，东北今年仅仅地税收入就有望超过上亿大洋。”王树翰越念越开心，怎么也没想到，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东北就完全摆脱了财政危机，政府有了钱，那就什么都好办了，想打仗就招兵，想发展工业就办工厂，想培养人才就办教育，缺人才就请外国人，所有的问题说到底都是钱的问题。
“这还不够，按照我东北耕地总数三亿亩，每亩地税—元奉票，每年应当能收到七八千万的地亩税，你回复刘总长，放心大胆的去办，办不下来的交给我，我亲自去收，一定要把税给收回来。这地亩税能收实了，东北的财政宽裕了，我就要考虑整体减税了，把1927年到1928年老帅增加的一些税给取消掉。我还记得去年整理财政委员会给我的调查关于奉天省苛捐杂税杂捐有350多种，农民养马养牛养猪等等都要交税，学生入学要交税，人们结婚要交税，还有什么“过桥税”、“斗秤税”，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我看这些税绝大多数最后都加在普通百姓特别是农民身上。从总体上看，我们东北确实税目繁多，税率过重。而且这其中税费不分，国家税与地方税不分，简直是乱成一团。下次开政委会，我要跟刘总长讲，一定要科学研究、统筹管理，在确保税收不会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取消部分税收，简化税种。我们绝不能够竭泽而渔。”王树翰高兴的连连点头，东北在老帅在日确实发展很快，各项事业都进步很大，尤其是王永江担任奉天省长期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东北的发展真是一日千里，在剿匪治安、保障社会稳定方面;在吸纳外来人口、制定农村经济政策、促进农业生产方面；在开发矿藏、建设铁路，制定民族工业政策、促进工业经济发展方面；在投资兴办教育以及文化事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可是后来随着东北的实力不断壮大，老帅的野心也日益膨胀，扩军备战进军关内一统中原成为主要方针。所有后面几年，随着奉军进关势力扩展到长江一线，军费开支就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为此，王永江跟老帅闹翻了，东北的税负也是一日沉重似一日，工商凋敝，企业纷纷破产，东北已是在坠亡的边缘。现在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不论是土地税、工商业税收还是官营企业收入，东北的收入大大增加，也是时候进行减税了。
“贵州省长周西成战死，贵州各界进行公祭，邀请全国各界参加葬礼，邢世廉请示是否由他代表东北跑一趟？”刑世廉在代表东北参加完编遣实施会议一直留在关内，代表东北与各方联络。
“战死？最近贵州还在和谁在打仗？跟龙云吗？我怎么没有收到报告？”
“不是，周西成是在今年五月间战死的，当时贵州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在蒋介石和龙云的支持下回黔倒周，周西成亲自率军在黔西与之大战，不幸败亡，当时我们接到消息李燊进入贵阳就是因为周西成战死，之后周西成的部下王家烈等人打跑了李燊，碍于当时南京还和贵州处于敌对状态，还对周西成发出通缉，所以贵州对周西成的死密不发丧，直到最近南京和贵州关系和缓，取消了通缉令，才公布了周西成的死讯。”唏嘘一番，王树翰接着说道：“说起来，这个周西成还是很不错的，在贵州主政不过三年，做了很多实事，贵州百姓十分怀念他，自发捐钱，捐家中藏铜、铜器、铜钱的也不在少数，铸周西成铜像以兹纪念。”
“哦？”张学良不由有了几分兴趣，“说说看，贵州一向地瘠民贫，而且这两年一直战火不断，周西成能在贵州做出一番成绩，一定有可取之处。”
“是啊，我也是了解了一番才知道，这个周西成既有雄心又有手段，在贵州很是做了一番事业。”王树翰也是当闲谈来说，“总司令你是知道的，贵州这地方地瘠民贫，山沟沟有多，老话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再加上常年打仗，土匪就特别多，率剿不绝，当地百姓困苦不已，这位周省长刚上任就下令大力剿匪，其他常规措施且不谈，有一条十分有意思，他下令但凡商旅在贵州无论在何地被匪抢劫，不论被抢财物贵贱多少，概由当地驻军及政府共同赔偿，并以渎职论处责任人。”
“哈哈，真亏他想的出来，在哪儿被劫的就由当地县长负责赔偿，我看这一点很有想法，我们可以借鉴，不过以县为单位太小，县长的职权太小，这样，发布一条命令，如有人被土匪抢劫，概由当地郡太守和警察厅长负责赔偿。”张学良大笑着说道。
“还有，他惩治贪污腐败的办法也是别具一格。”见张学良来了兴趣，一边翻看资料一边介绍说：“他把大小官员带到花溪的城隍庙，让他们在上任之前必须立誓赌咒：本人在职期间，如有贪污，必受千刀万剐。并写在纸上签字画押备案，严格按“合同”办事。比如独山县县长张得鹗，因“违背誓言”被斩首示众；遵义县县长拓泽忠，被撤职并派兵“押解进贵阳”；贵阳某官员因贪污，被割去耳朵，钉在枷上，游行全省示众；周西成的侄儿因贪污被下令处死……虽说此举争议很大，但一时间贵州政坛确实干净了许多。”
自古以来，中国想要治世的统治者无不想方设法治理贪污腐败。常规的办法是选贤任能、以身作则、提倡节俭，期望以自上而下的节俭廉政的风气带动整个官场向好向善，但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你皇帝和少数节俭清廉的大臣想吃糠喝稀是你们的事，绝大部分官员该贪还是得贪。极端的办法是铁血治贪，用严刑峻法打击贪污腐败的官员，最典型的就是朱元璋。在历代帝王中，朱元璋是对贪污腐败最深恶痛绝的一个。这种痛恨，既源于血液，又源于理智。作为一个前贫民，疾恶如仇是因为自己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痛恨则来自对自己家业的爱惜，他生怕这些硕鼠咬坏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统治之网。朱元璋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他生性苛细，连多用一张信纸在他眼里都算贪污。在反贪运动的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食草，摆在衙门前示众。按说这一规定已经残酷至极，不想他后来公布的政策更为极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朱元璋对贪污之官，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朱元璋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可谓是不遗余力，决不手软，因贪腐而落马的官员数量之多，杀戮之残酷亘古未有，连自己的女婿贪污也要坚决杀掉。而且说实话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明史记载朱元璋之后百年明庭官场为之一清。但是也必须看到这其中有数以万记的无辜官员只因小过而横死，带来锦衣卫权利的空前膨胀。而且很多官员认为我不小心弄丢了一两，贪污一万两是死也是死，干嘛不多贪一点儿，万一没被抓住呢？所以，不仅仅是人亡政息，即使是朱元璋时期，大的贪腐没有，小的贪污是屡禁不止。最后一种就是清朝雍正发明的养廉银制度，简单说就是高薪养廉，养廉银通常为薪水的10倍到100倍，一般到巡抚总督一级的养廉银高达数万两银子，换算到现在就是数百万上千万人民币的高薪。通过给官员发高额的养廉银再配以一定的反腐打击来减缓官员的贪腐欲望。但是呢？然并卵，人的欲望是没有底线的，该贪污还是得贪，而且贪污的数量更是前朝所未有。
“他这个还是朱元璋时期严刑峻法的路子，只是耍了点儿手段而已。”张学良其实也时时思索这个问题，贪腐问题非常重要，很难想象一个贪腐成风的东北能够赢得对日战争，但是怎样防治贪腐是一个综合性的长期的工程。成立只属于自己的廉政公署也只是一个开始，虽然在遏制大的贪污腐败取得了一定的功效，但是也只是在郡府部局这一级以及奉天、哈尔滨这些大城市有了改善，至于绝大部分县城，仍然还是老样子，所以廉政公署现在提报告想要在各郡建立分署。回过神来，这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周西成的办法，东北也不大好用，“你继续说，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他着力防患兵灾，他在军中推行了一条鞭法：如果发现士兵和百姓有争端，无论起因如何，一律判当兵的不对，执法队马上提起鞭子当街抽打士兵。”在军阀时代，最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还不是衙门贪腐，而是兵灾：游兵散勇，兵痞们散步在城市里强买强卖、强取豪夺、而且动辄打人伤人，稍遇反抗就开枪击毙，而军队长官出于维护军心士气的考虑也大都采取姑息放纵的方法加以包庇，进而使这些行为愈演愈烈。虽然在王庚、温应星等留美军官的不断努力下，东北军大力加强宪兵力量的建设，再加上宣讲总局的不断教育，东北军的扰民行为有了很大遏制，东北军的军纪有了非常大的好转，但是离张学良预想中的军民鱼水情还有很大差距。“这样子不行，军队不是都是兵痞，老百姓也不都是老实人，不能一有争端就判当兵的不对，这是典型的矫枉过正。”
“然后就是兴办教育、创办贵州大学；修筑公路发展交通；发展电邮行业造福百姓这些事业了。”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王树翰身上还是有很多传统文人的习气，最主要的就是希望结束军阀混战，至少也要消弭兵祸，虽然这一年来东北在张学良的带领下各项事业发展都一日千里，发展工商业、减免税收、廉政公署，这些深具圣君气象的德政让王树翰等文人欢欣鼓舞，但是张学良同时大力发展海陆空三军，全力扩充兵工厂又让他们担心战火再起，所以经常想办法旁敲侧击劝阻暗示张学良更多的发展经济民生，止戈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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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翰一贯的准时出现在办公室，“总司令今天的精神非常好啊！看来休息的不错。”张学良笑笑没有接话，王树翰也不以为意，跟总司令相处的多了，也知道这些寒暄他并不喜欢也并不擅长，所以直接打开了记事本开始汇报。
“财政刘总长报告，今年的秋赋征收十分顺利，较往年有数倍以上的增长，全有赖于总司令起模范带头作用，缴纳了六百万亩的地税，辅帅、杨师长、冯庸校长纷纷跟随，从目前来看，东北今年仅仅地税收入就有望超过上亿大洋。”王树翰越念越开心，怎么也没想到，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东北就完全摆脱了财政危机，政府有了钱，那就什么都好办了，想打仗就招兵，想发展工业就办工厂，想培养人才就办教育，缺人才就请外国人，所有的问题说到底都是钱的问题。
“这还不够，按照我东北耕地总数三亿亩，每亩地税—元奉票，每年应当能收到七八千万的地亩税，你回复刘总长，放心大胆的去办，办不下来的交给我，我亲自去收，一定要把税给收回来。这地亩税能收实了，东北的财政宽裕了，我就要考虑整体减税了，把1927年到1928年老帅增加的一些税给取消掉。我还记得去年整理财政委员会给我的调查关于奉天省苛捐杂税杂捐有350多种，农民养马养牛养猪等等都要交税，学生入学要交税，人们结婚要交税，还有什么“过桥税”、“斗秤税”，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我看这些税绝大多数最后都加在普通百姓特别是农民身上。从总体上看，我们东北确实税目繁多，税率过重。而且这其中税费不分，国家税与地方税不分，简直是乱成一团。下次开政委会，我要跟刘总长讲，一定要科学研究、统筹管理，在确保税收不会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取消部分税收，简化税种。我们绝不能够竭泽而渔。”王树翰高兴的连连点头，东北在老帅在日确实发展很快，各项事业都进步很大，尤其是王永江担任奉天省长期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东北的发展真是一日千里，在剿匪治安、保障社会稳定方面;在吸纳外来人口、制定农村经济政策、促进农业生产方面；在开发矿藏、建设铁路，制定民族工业政策、促进工业经济发展方面；在投资兴办教育以及文化事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可是后来随着东北的实力不断壮大，老帅的野心也日益膨胀，扩军备战进军关内一统中原成为主要方针。所有后面几年，随着奉军进关势力扩展到长江一线，军费开支就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为此，王永江跟老帅闹翻了，东北的税负也是一日沉重似一日，工商凋敝，企业纷纷破产，东北已是在坠亡的边缘。现在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不论是土地税、工商业税收还是官营企业收入，东北的收入大大增加，也是时候进行减税了。
“贵州省长周西成战死，贵州各界进行公祭，邀请全国各界参加葬礼，邢世廉请示是否由他代表东北跑一趟？”刑世廉在代表东北参加完编遣实施会议一直留在关内，代表东北与各方联络。
“战死？最近贵州还在和谁在打仗？跟龙云吗？我怎么没有收到报告？”
“不是，周西成是在今年五月间战死的，当时贵州第四十三军军长李燊在蒋介石和龙云的支持下回黔倒周，周西成亲自率军在黔西与之大战，不幸败亡，当时我们接到消息李燊进入贵阳就是因为周西成战死，之后周西成的部下王家烈等人打跑了李燊，碍于当时南京还和贵州处于敌对状态，还对周西成发出通缉，所以贵州对周西成的死密不发丧，直到最近南京和贵州关系和缓，取消了通缉令，才公布了周西成的死讯。”唏嘘一番，王树翰接着说道：“说起来，这个周西成还是很不错的，在贵州主政不过三年，做了很多实事，贵州百姓十分怀念他，自发捐钱，捐家中藏铜、铜器、铜钱的也不在少数，铸周西成铜像以兹纪念。”
“哦？”张学良不由有了几分兴趣，“说说看，贵州一向地瘠民贫，而且这两年一直战火不断，周西成能在贵州做出一番成绩，一定有可取之处。”
“是啊，我也是了解了一番才知道，这个周西成既有雄心又有手段，在贵州很是做了一番事业。”王树翰也是当闲谈来说，“总司令你是知道的，贵州这地方地瘠民贫，山沟沟有多，老话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再加上常年打仗，土匪就特别多，率剿不绝，当地百姓困苦不已，这位周省长刚上任就下令大力剿匪，其他常规措施且不谈，有一条十分有意思，他下令但凡商旅在贵州无论在何地被匪抢劫，不论被抢财物贵贱多少，概由当地驻军及政府共同赔偿，并以渎职论处责任人。”
“哈哈，真亏他想的出来，在哪儿被劫的就由当地县长负责赔偿，我看这一点很有想法，我们可以借鉴，不过以县为单位太小，县长的职权太小，这样，发布一条命令，如有人被土匪抢劫，概由当地郡太守和警察厅长负责赔偿。”张学良大笑着说道。
“还有，他惩治贪污腐败的办法也是别具一格。”见张学良来了兴趣，一边翻看资料一边介绍说：“他把大小官员带到花溪的城隍庙，让他们在上任之前必须立誓赌咒：本人在职期间，如有贪污，必受千刀万剐。并写在纸上签字画押备案，严格按“合同”办事。比如独山县县长张得鹗，因“违背誓言”被斩首示众；遵义县县长拓泽忠，被撤职并派兵“押解进贵阳”；贵阳某官员因贪污，被割去耳朵，钉在枷上，游行全省示众；周西成的侄儿因贪污被下令处死……虽说此举争议很大，但一时间贵州政坛确实干净了许多。”
自古以来，中国想要治世的统治者无不想方设法治理贪污腐败。常规的办法是选贤任能、以身作则、提倡节俭，期望以自上而下的节俭廉政的风气带动整个官场向好向善，但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你皇帝和少数节俭清廉的大臣想吃糠喝稀是你们的事，绝大部分官员该贪还是得贪。极端的办法是铁血治贪，用严刑峻法打击贪污腐败的官员，最典型的就是朱元璋。在历代帝王中，朱元璋是对贪污腐败最深恶痛绝的一个。这种痛恨，既源于血液，又源于理智。作为一个前贫民，疾恶如仇是因为自己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痛恨则来自对自己家业的爱惜，他生怕这些硕鼠咬坏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统治之网。朱元璋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他生性苛细，连多用一张信纸在他眼里都算贪污。在反贪运动的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食草，摆在衙门前示众。按说这一规定已经残酷至极，不想他后来公布的政策更为极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朱元璋对贪污之官，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朱元璋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可谓是不遗余力，决不手软，因贪腐而落马的官员数量之多，杀戮之残酷亘古未有，连自己的女婿贪污也要坚决杀掉。而且说实话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明史记载朱元璋之后百年明庭官场为之一清。但是也必须看到这其中有数以万记的无辜官员只因小过而横死，带来锦衣卫权利的空前膨胀。而且很多官员认为我不小心弄丢了一两，贪污一万两是死也是死，干嘛不多贪一点儿，万一没被抓住呢？所以，不仅仅是人亡政息，即使是朱元璋时期，大的贪腐没有，小的贪污是屡禁不止。最后一种就是清朝雍正发明的养廉银制度，简单说就是高薪养廉，养廉银通常为薪水的10倍到100倍，一般到巡抚总督一级的养廉银高达数万两银子，换算到现在就是数百万上千万人民币的高薪。通过给官员发高额的养廉银再配以一定的反腐打击来减缓官员的贪腐欲望。但是呢？然并卵，人的欲望是没有底线的，该贪污还是得贪，而且贪污的数量更是前朝所未有。
“他这个还是朱元璋时期严刑峻法的路子，只是耍了点儿手段而已。”张学良其实也时时思索这个问题，贪腐问题非常重要，很难想象一个贪腐成风的东北能够赢得对日战争，但是怎样防治贪腐是一个综合性的长期的工程。成立只属于自己的廉政公署也只是一个开始，虽然在遏制大的贪污腐败取得了一定的功效，但是也只是在郡府部局这一级以及奉天、哈尔滨这些大城市有了改善，至于绝大部分县城，仍然还是老样子，所以廉政公署现在提报告想要在各郡建立分署。回过神来，这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周西成的办法，东北也不大好用，“你继续说，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他着力防患兵灾，他在军中推行了一条鞭法：如果发现士兵和百姓有争端，无论起因如何，一律判当兵的不对，执法队马上提起鞭子当街抽打士兵。”在军阀时代，最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还不是衙门贪腐，而是兵灾：游兵散勇，兵痞们散步在城市里强买强卖、强取豪夺、而且动辄打人伤人，稍遇反抗就开枪击毙，而军队长官出于维护军心士气的考虑也大都采取姑息放纵的方法加以包庇，进而使这些行为愈演愈烈。虽然在王庚、温应星等留美军官的不断努力下，东北军大力加强宪兵力量的建设，再加上宣讲总局的不断教育，东北军的扰民行为有了很大遏制，东北军的军纪有了非常大的好转，但是离张学良预想中的军民鱼水情还有很大差距。“这样子不行，军队不是都是兵痞，老百姓也不都是老实人，不能一有争端就判当兵的不对，这是典型的矫枉过正。”
“然后就是兴办教育、创办贵州大学；修筑公路发展交通；发展电邮行业造福百姓这些事业了。”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王树翰身上还是有很多传统文人的习气，最主要的就是希望结束军阀混战，至少也要消弭兵祸，虽然这一年来东北在张学良的带领下各项事业发展都一日千里，发展工商业、减免税收、廉政公署，这些深具圣君气象的德政让王树翰等文人欢欣鼓舞，但是张学良同时大力发展海陆空三军，全力扩充兵工厂又让他们担心战火再起，所以经常想办法旁敲侧击劝阻暗示张学良更多的发展经济民生，止戈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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